(57)鉴于法律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判断标准，从技术上，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策略予以解决这种混淆：当立法中的某一实体问题涉及利益问题时，首先判断其是否落入法律问题的范畴，只有不落入法律问题范畴的利益调整问题才将其视为政策问题。
下文将按照以下结构展开：第二部分介绍立法中的法律问题。③诺而不捐问题(第41条)。
这里的政策，需要借鉴政治学对公共政策的定义⑨，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由政府作出的影响一个社会部分或全体利益的决定。⑤慈善信托受托人从金融机构缩小为信托公司(第46条)。但后者的正确本质上是一种合法律性，法律体系为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的正确与否提前设定了一种标准。(22)但是，从性质上来说，法律草案起草阶段的政策形成与政策意图翻译为法律文本是两个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活动。(44) (二)立法程序的启动本质上是政策制定中的议程设定 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
赵一单：《论基本法律的程序性判断机制》，《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92-94、99-100页。⑥慈善捐赠税收优惠的具体化问题(大额慈善捐赠结转三年内抵扣企业所得税及实行特殊税收优惠政策)(第80条)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在处理改革、发展以及稳定之间关系方面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决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日本受法国影响，在二战之前曾经把会计检查院定位为天皇的直属单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发达国家导入了根据不同政策目的编制预算并对有关成果分别进行指标化评价的政策预算制，同时也对决算在财政监管中的作用重新加以认识，从而出现了让参议院在决算审议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提案。根据实际需要大幅度延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期间，对重要事项进行公开答辩和听证。
(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舞台的地方法治竞争 在行政权过强、司法权过弱的现阶段中国，能够有力撬动政治体制改革并迅速推进的杠杆是立法权，更准确地说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开展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重构，并围绕预算审议、问责审计以及司法审查等法治化举措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改革竞争。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首长都很强势，可以互相制衡，但却不会影响地方的行政效率，因为行政首长也有民意作为合法性基础，并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限。
关于这一点，丹尼尔·罗德里格兹等人的《法治之辩》值得品读。如果能在近期采取这些开源节流的举措，官僚主导型国家资本主义的流弊就有可能减轻甚至防止，一个小而强的政府与大而全的社会相结合、中央统筹与地方搞活相结合的新体制就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来。这就是对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为此，我们需要通过问责审计的方式来防止行政的预算制约软化，通过财务报表等技术手段的法制化来限制行政权力。
在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消化过剩产能、扩大市场内需而加速城镇化的做法，既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也构成一系列非经济改革举措的突破口。同时，在不同利益的权衡中进行选择与决定的实践还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政治商谈能力。没有诉讼，法律体系就根本运作不起来。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则是树立一个真正能得到人民内心认同、自愿遵循的权威体系，防止出现各行其是、无法合成公共选择的乱象。
如果把地方自治和税源再分配的政策与法治政府建设的绩效挂钩，将会有力促进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并能把分权与整合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6)要保障地方政府之间就共同事务建立联合组织的权力。
在地方自治的框架里，形成人民代表和行政首长都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并对居民负责、但把立法权与执行权严格区别开来的格局。与此同时，要以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为抓手，尽早自下而上导入预算审议和问责审计的相关制度，深化行政改革和税制改革，并通过预算审议与问责审计的互动关系形成预算议会的民主政治机制。
⑤在这里，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价值构成了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而在启蒙体制乃至所谓发展型独裁(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则能够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在大转型的过程中确保社会的整合性。对法律体系或者法律秩序的评价，也往往基于个案感受。对于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法律是抽象难懂的，也是遥远的，他往往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案件的审判来感受法律。(33)参见前注(32)，鲁道夫·冯·耶林书。当预算审议一旦产生实质性效应，公民就会更关注人大的活动，更重视讨论和决定的在场，更进一步追问谁真正代表纳税人的利益、谁真正代表我的诉求之类的问题。律师的社会地位越高、作用越大，就越有可能把维权的事情做好，也就越有可能把法律落到实处。
当然，普遍性的现代价值与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之间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紧张和冲突。最近的论述参阅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01～302页。
因此，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功能以及对政府的问责审计功能，应该从基层开始逐级倒逼高层。当然，在法治民主的模式、各种具体制度的设计、功能等价物、不同组合方式、操作手段以及推进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还存在甄别取舍的余地，还需要公共选择的决断。
例如2010年的贵阳小河案，由于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关系极其复杂而又缺乏合理的处理机制，最后导致史上空前规模的88人律师辩护团的崛起。例如要使现有制度中规定的依法维权的各种要素都能配置得更加合理，包括提供充分的法律信息、降低诉讼的社会成本、明确法律行为可预期的利益和损失究竟在什么地方等等。
(30) 但是，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太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许我们不得不加快制度改革的进程，现在就着手直接设置宪法法院。这样的制度安排，会刺激人民代表提出法案、审议预算案、监督行政执行权的积极性，使得地方法治竞争所产生的政策导向效应和制度创新效应进一步放大。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落实从法治到民主的设想，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软着陆。(22)在此之前，虽然也可以看到援引宪法条文的个别判决书，但似乎有在无意之间越轨之嫌，因为过去明示的审判规范援引范围并没有包括宪法在内，在建国初期甚至发布过禁止以宪法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的司法解释(见《法制日报》2001年8月19日)。
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改革红利作为诱因，促进地方法治竞争，并根据制度条件的成熟度来承认地方分权和居民自治。行政改革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减少审批项目，提高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的权力向地方下放以及加强居民自治成为世界的普遍趋势，即便以中央集权和官僚机构著称的法国也从1982年起开始采取地方分权的举措。因此，别说分权制衡，即使所谓最高权力机关的合宪性监督机制也很容易被公然消融到官场上盛行的那种互通声气、彼此关照的乡愿之中。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顶层设计应该以矛盾的制度化和程序公正为基础，并通过司法独立原则及其他各种方式和手段来协调矛盾，保持不同构成部分之间的衔接和平衡。但到中等水平附近后，由于快速发展中累积的矛盾集中爆发，固有体制面临转型，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要通过审计进行问责并放大问责的效应，就必须把审计与人大的决算和监督程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在律师与客户合体化程度提高后，或多或少会存在两种潜在的危险，决不容等闲视之。市场化、多元化、风险化的格局使得行政内部的评价标准更加复杂，而全球化则促进国际通用标准的采用，这一切都要求加强预算编制工作的计划理性和技术理性，并促进审计制度、程序、规则的改革。此外还有未被受理的公务员优惠侵权起诉，见《人民法院报》2001年11月12日案例研究专版。
(20)从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到合宪性审查程序的法制发展是中国宪法学者们长期努力的心血结晶。其次要注意到，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审查后如果认为对象法规有与宪法抵触的内容，也并不径直做出法规违宪的判断，而仅向该法规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敦促其自行修改。
除了拆解二元社会，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民福利事业投资也是拉动内需消费、体现分配正义、迎接老龄化时代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两到三年内，以财政投融资方式拉动经济的原有机制难以再发挥效用。
特别在当前面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不弄清资产负债表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对症的举措，所以清理地方债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实际上，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一般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已经被排除在立法法规定的合宪性审查的范围之外。
